诗人与酒
诗人中喝酒名气最大的当属李白了，在他的身上最能体现酒神的精神。他的《将进酒》字字都包含酒香。如果把他所有写酒的诗拿去压榨，也许可以压榨出大半壶的高粱酒来。诗人们为什么喜欢酒呢？难道是因为黄酒的风味醇厚、鲜甜甘美、香气浓郁；白酒的芳香浓郁、绵柔甘冽、回味悠长么？我看不尽然。总有些什么独特之内涵在酒之中、在酒之外的。酒香飘起来了，是形的消隐，还是韵的升华呢？
对诗歌来说，酒可以刺激神经，可以把诗人带入一种摈除世俗纷扰和功利烦扰的迷狂状态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。这正是灵感爆发的契机，所谓“醉后乐无极，弥胜未醉时。动容皆是舞，出语总成诗”。恐怕这是诗人喜欢饮酒的一大缘故。王勃写《滕王阁序》时，先磨墨数升，继而酣饮，然后拉起被子蒙头而睡，醒来后从庾信的“落花与芝盖齐飞，杨柳共春旗一色”借得灵机，写下了千古名句——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起笔一挥而就，不改一字。李白当年奉诏书为玄宗写清平调时，也是在烂醉之下用水泼醒后写的。
酒对诗人而言可以宣泄情感，浇去心中的块垒， 起到“移情”之效；酒趋阳刚，让人沉醉超脱出世。乡野鄙夫酒喝多了可以发泄到妻儿的身上，可诗人呢？诗人在清醒的时候往往难于摆脱世俗的得失厉害，因而创造力必然受到束缚压抑。酒酣耳热时则容易实现心灵的解脱、精神的超越。他敢说敢写，敢哭敢笑，任情放纵，无所顾忌，创造力由此获得解放。从“听天由命”到“形而上的慰藉”，作为本体的生命意志的性质变了，由盲目挣扎的消极力量变成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。
南朝的刘勰赞同司马迁的“发愤为诗”的观点，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比喻，把身世不幸的写出的文章称为“蚌病成珠”。“病”泛指精神和肉体的不快。酒却能使诗人的“怨怒”转移，酒可以随物宛转，与心徘徊。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”“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”“愁肠已断无由醉，酒未到，先成泪”（范仲淹《御街行》）……杜甫的〈〈醉时歌〉〉通篇写一“醉”字，醉酒、醉语、醉态、醉诗。但又是醒时拟醉，醉而益醒，故而令人闻之惨怆。虽然是书赠郑虔，却字里行间渗透诗人的泪血。神情摇曳，读之使人至痛至悲，一股辛酸的酒味扑鼻而至，仿佛看见了子美似醒似醉，忧愤移情于酒。其实，不醒如何痛楚，如何醉饮；不醉又如何将那一腔不平尽发笔端呢？
酒可以给人以情感的慰藉，激发亲朋故友间的温馨与欢乐。刘伶的《酒德颂》、杜甫的《客至》、白居易的《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》、李白的《客中作》都是用酒酿出来的。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新酿的米酒，温暖的火炉，在冬日的傍晚，更显出对朋友的热忱。想来刘十九的酒量有限，“能饮一杯无”的邀请表达出对友人的亲切随和；杜甫初到成都无亲无故，忽然有崔县令来访，自然十分高兴，“盘飨市远无兼味，樽酒家贫只旧醅。”（《客至》），为家中清贫只好用陈酒招待客人表示歉意。唐朝的诗人招待亲朋故友，喜饮新酒，不像现在的人以老酒为贵。但无论新酒陈酒，难得的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热情、平等、友爱的精神。酒在这里起到交流的作用。
酒还能激发人的豪情壮志，淋漓酣畅地表现一个人的率直天性，豪放人格。曹操是古代诗人中最成功的一个。他身处乱世，以过人的文韬武略终结了汉末的军阀混战。如果没有酒，曹操也不会发出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、“何以解忧，惟有杜康”的感慨了。这样的感叹不是无病呻吟，而是展示了一代枭雄的阔大胸襟，非一般文弱书生可比。他的诗歌感情慷慨激昂，风格沉郁雄浑。难道不是 “杜康”酒的陶养 么？辛弃疾的〈〈破阵子。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〉〉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……”醉酒后梦语，以潇洒、豪迈、壮烈的语言，表达出强烈的杀敌报国，平定中原，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。
酒甚至可以避祸全身。庄子认为，醉者由于处于精神与肉体浑然为一的境界，无忧无喜，无惊无畏。据说有一次他喝醉了，从疾驰的车子上摔下而不死，就是“得全于酒”；阮籍喜好喝酒，有一次司马懿想和他做亲家，阮籍喝酒一醉就是两个多月，司马懿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，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。
人生是幕悲剧，但就算人生是出悲剧，诗人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出这幕悲剧，不要失掉悲剧的崇高与悲悯、壮丽和快慰。酒是喜剧的酵母，更是悲剧的产婆；酒是诗人的朋友、爱人，是诗人的生命。没有了酒，中国文化的味道不知要逊色多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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